3月约战新西兰,国足能实现“稳赢”吗?******
主帅虚位以待 热身先被安排
3月约战新西兰,国足能实现“稳赢”吗?
“消失”了近一年的国足,终于有了新动态。2月1日,国足热身赛计划终于尘埃落定,中国足协官方宣布国足将在3月23日和26日与新西兰国足进行两场热身赛。
时隔三年半,国足终于再次得到了国际A级友谊赛的比赛机会。
毫无疑问,与国际排名不如自己的新西兰进行热身,国足的目标就是赢球找找自信。但令人尴尬的是,虽然热身赛时间已经确定,但更加关键的球队主帅及集训成员的人选问题却尚未有明确答案。
2019年6月11日,国足曾在前任主帅里皮的带领下,在天河体育中心约战塔吉克斯坦。此后三年半的时间,国足再也未组织国际A级友谊赛。在备战40强赛和12强赛期间,也只是与几支中超球队或国字号梯队有过交流,热身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国足的此次热身赛机会显得尤为宝贵。目前,新西兰国家队世界排名第105位,国足则排在第80位。
从排名上看,国足有望通过两场热身赛找一找在12强赛中失去的自信,同时为新的世界杯周期开一个好头。
不过,国足要想赢下两场比赛,也并非易事。历史上,新西兰国家队与国足曾有过三次交流,国足均与对手1:1战平,难分胜负。此番作战,新西兰拥有主场加持,这将成为他们在比赛中的有利因素。
同时,球队人员构成的不确定性,更让国足难言“稳赢”。自去年3月底结束12强赛以来,这支最受关注的国字号球队近乎呈“解散”状态,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集训。
直至今日,球队主帅由谁担任,仍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主帅迟迟未定,集训阵容的确定更是无从谈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扬科维奇确认担任U24亚运队主帅的前提下,李霄鹏有可能继续履行主教练合同,带领球队赴新西兰作战。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一期国足集训队阵容,较12强赛相比,将有不小的“换血”。
去年的12强赛,国足阵容平均年龄接近30岁,更新换代势在必行。在最后几场比赛中,李霄鹏有意增加高天意、戴伟浚、朱辰杰等年轻小将的出场机会,就是在为新一期国足铺路。新的世界杯周期,新、中生代球员将挑起大梁。
12强赛的失利,让不少球迷4年的等待化为泡影。如今这支近一年未集训、主帅尚未敲定且面临更新换代的国足,想在“弱旅”身上取得“开门红”,恐怕也没有外界想的那样乐观。(记者 季禹)
(来源:齐鲁晚报 2023年02月02日 A09版)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