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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1日电 题：费博瑞：持续看好中国市场 将继续加大在华投资
中新财经 宫宏宇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
日前，欧莱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让欧莱雅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是欧莱雅集团进入中国的第25个年头。您如何看待欧莱雅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营商环境有何变化？
费博瑞：自199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欧莱雅始终坚持在中国“创造美，让世界为之所动”，并与中国同频共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欧莱雅奋勇向前，在中国打造出一个美丽传奇。如今，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第二大市场，并于2021年被提升为北亚区总部。
这25年来，欧莱雅是中国一系列利好营商政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具体来说，中国做出了很多努力，让中国市场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也为整个世界注入了繁荣和稳定的力量——从简政放权到减税降费，从不断与国际接轨到本土化创新，近年来，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落实的效率越来越高，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落地实施，以及自贸区、进博会等诸多开放性的重要举措，都体现了中国立志成为科研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新高地。这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加有信心。
目前，中国已成为欧莱雅集团的核心战略市场，不仅是集团北亚区总部，还是全球六大研发枢纽之一、全球三大美妆科技中心之一、集团首个实现所有运营场所碳中和的市场，以及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奠基的市场，并有望成为集团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大市场。欧莱雅始终秉承着“在中国、为中国”的信念，以美的力量启迪中国人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中新财经：近日，欧莱雅全球首家自建智能运营中心在苏州奠基。为何将该中心选址在中国的苏州？智能运营中心有何创新之处？
费博瑞：1996年，欧莱雅在苏州建立了在华第一家工厂——苏州尚美工厂，我们在中国的“美丽之旅”由此开始。
多年来，苏州为企业提供了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得益于苏州当地政府，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区的支持，苏州在基础设施、管理设施、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利好的政策和激励措施，让我们共享发展红利，这也让我们对于选址苏州的决定更加确信。
时至今日，苏州工厂已成为欧莱雅集团全球最大的护肤品工厂，我们在苏州打造了中国最大的分销中心，不断培养当地本土人才，苏州对于欧莱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如今复杂多变、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下，此次在华的持续投资，再次彰显了欧莱雅对中国市场坚定不移的信心与承诺。
投入使用后，苏州智能运营中心将通过全新升级的系统和软件设计实现更“数智化”、更敏捷、更定制化、更可持续的运营服务。具体包括，采用全球前沿的自动化智能高速分拣系统与机器人设备，在保障D2C订单分拣准确性的同时，缩短电商包裹分拣时间；凭借数字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定制化服务；采用环境友好的设计和材料生产“绿色包裹”等。
预计该智能运营中心将于2025年实现欧莱雅中国年D2C模式包裹产量“翻三番”。该中心还将成为中国乃至集团全球市场的孵化器，实行创新运营解决方案，服务于零售商和消费者。
中新财经：今年5月，欧莱雅在中国市场投资成立集团首个除总部外单个市场设立的投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有何背景？对集团发展有何意义？
费博瑞：扎根中国25年以来，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秉持“在中国，为中国”的理念不断加大在华投资。
2018年，欧莱雅全球总部提出要从美妆公司转型成为美妆科技公司的愿景。因此，欧莱雅成立的这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中国开放式创新高质量发展。同时，该公司的设立也是对欧莱雅中国今年发布的全新战略“美：共同进化·生生不息”的回应，因为创造未来之美的道路上，需要携手生态圈伙伴合作共创。
投资公司成立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政府为我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关怀和协助。公司设立流程从至少3个月缩短至一周内办理好营业执照。由于疫情原因大家都处于居家办公状态，政府不但接受了电子签署形式，甚至还通过线上软件远程“云指导”我们完成了文件准备以及申请流程。我们真切希望这一投资公司的成立能够提振市场信心，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25年的在华发展证明，中国不仅是集团关键的增长引擎，中国独特的科技创新发展和数字营销生态，也已经成为引领集团未来创新的灵感策源地之一。该投资公司的成立，将开放式创新投资引入中国，期待进一步提升和赋能中国创新生态圈，加速中国开放式创新和成果转化，并以中国智慧启迪全球。同时，这一投资公司将助力集团探索未来之美，加快集团向美妆科技转型。
除投资公司外，欧莱雅在三年前开创“BIG BANG美妆科技创造营”项目，在结缘东方美谷后，又携手法国商务投资署把项目拓展至国际范围，共吸引超过 1000家国内初创公司及50余家法国初创公司的参与，并有30多个项目成功落地。同时，该项目也成为中法化妆品产业合作的标杆项目。这一例子也再次证明了中国对于启迪集团创新灵感的重要作用。
中新财经：伴随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消费群体变化，中国美妆市场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可否用几个关键词谈谈您的理解？
费博瑞：中国美妆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渴望，并将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趋势可以概括为：
新品类：护肤将会更具创新性，更功能化，优质化，更关注个性和科学化；彩妆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香水、香氛将成为未来新风潮，成为中国消费者新的生活方式场景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护发、美发，头皮的科技和领域的服务将更数智化、专业化、精准化发展。
新渠道：得益于包括直播等新科技的发展普及，线上线下进一步联动，带来更多好的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
新市场：新兴城市消费力崛起。
美好生活方式：追求美好的生活方式始终在大家的心头，并且日新月异，包括国潮消费正当时、没有人是无名之辈、追求便捷、物有所值、健康是金、诚信为本、超前研究等特性。
中新财经：您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美妆市场的发展前景？
费博瑞：中国市场一直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愈发渴望，欧莱雅始终对整个中国美妆市场充满期待。
从规模和增长速度上两方面，中国市场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疫情后，我们看到中国美妆市场的强大韧性，在过去的每一次市场恢复期，都出现了强劲反弹。美妆正成为中国消费领域的重要细分行业。例如，2020年，香化品类约占中国最大的免税品运营商中国中免总收入的70%。
中国拥有着全球需求最高且最考究的消费者群体，今天他们对美的追求是全方位的，从头发到指尖，从脸部到身体，从外到内，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上升，并伴随着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增加进一步成长。因此，中国美妆市场将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并为我们不断带来灵感，成为我们的创新引擎。
中新财经：欧莱雅集团后续在华重点布局和投资的方向有哪些？
费博瑞：展望未来，欧莱雅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继续加码对中国市场的布局与投资。
欧莱雅将继续深化消费者洞察，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带来新品牌、新店铺、新产品、新品类、新体验等，并将打造美妆科技生态圈，推动开放式创新。
此外，欧莱雅会持续践行“欧莱雅，为明天”可持续发展承诺，赋能上下游的生态圈伙伴们与消费者共同参与其中，让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深扎整个行业。
如，欧莱雅中国捐资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基金会共同成立的“欧莱雅健康低碳专项基金”，将继续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提升美妆领域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水平，共建、共享更公开透明、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中国消费产业生态圈。
欧莱雅还将投资更开放、更创新和更包容的市场。从2018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欧莱雅持续积极参与，4年来共推出14个新品牌和大量全球领先的美妆科技创新；将作为连续三年的参展商联盟主席，参加第五届进博会，带动15个专委会推动行业创新和跨界创新，并积极发动更多精准的专业观众参与进博会。(完)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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